如果说当时这种忧虑警钟敲得有点早，那么一年半后的2008年5月底，当越南货币危机突然爆发的时候，就已经是振聋发聩的最后警告了。我们再也不能心怀侥幸幻想--越南危机是一个偶然事件，不会传导到中国、整个亚洲，乃至全球新兴市场。
　　热钱的眼中钉：世界管道支吊架工厂的护城墙。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何况是已经以大国和平发展、民族伟大复兴为战略目标的中国。笔者在2007年初分析道：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因而，我们不能以中国昔日免于亚洲金融危机为由，推断出中国明日无忧。中国之所以在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幸免于难，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中国的管道支吊架外贸依存度(外贸依存度是指一个国家出口额加上进口额与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是开放度的评估与衡量指标。该指标可以反映一个经济体对国际经济的依赖程度)较低；二是中国的金融没有开放，仍采取人民币对美元的固定汇率，长期保持1美元兑换8.30元人民币左右，资本项目也没有放开。这就形成了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双重防火墙，虽然当时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实体经济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中国基本将这种金融动荡--汇率、股票和房地产的大动荡隔绝在国门之外。
　　但是，到了2007年初的时候，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发达国家将管道支吊架制造能力大规模转移到中国后，中国的世界工厂蓬勃发展，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也使得中国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高达70%以上，比例之高，在经济大国中首屈一指，远远超过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等西方大国的14%~20%，和贸易相关的经常项目(经常项目亦称经常账户，是指一国与外国进行经济交易中经常发生的交易项目。其中包括有形的商品的进出口(即国际贸易)；无形的贸易，如运输、保险、旅游的收支；以及国际间的转移支付，如赔款、援助、汇款、赠予等等。与之相关的资本项目是指国与国之间发生的资本流出与流入。而在2005-2006年度，中国的金融改革全面突进，与国际金融一体化加速，2005年5月21日，人民币进行汇率改革，取消了固定汇率制度，在人民币一次性升值2.1%后，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日浮动区间为上下0.3%（2007年5月扩大为0.5%），A股市场进行了股权分置改革后，管道支吊架在基本制度上开始了与国际股市规则的接轨，使得国际投资者对A股兴趣大增，合法的国际投资QFII(QFII是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的简称，对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的走势几乎亦步亦趋，因而中国股市也已经无法置身国际资本市场之外。
　　一言以蔽之，昔日封闭而独立的围城大半已不复存在--国际金融市场已直接或间接（通过香港）同内地银行、股市、汇市建立全面连锁反应机制。如果新的亚洲金融危机卷土重来，中国管道支吊架业已经不再能像10年前那样完全置身事外了。
　　打个比方，10年之前，我们是有又高又厚城墙保护的城中之国，我们靠辛苦的世界工厂的耕种收获粮食，靠老老实实的以物易物为生，没有觊觎他人财富的意愿和能力，有赖坚固的城墙防御外敌的入侵。
　　但是，这必然与大草原游牧民族产生价值观和游戏规则的冲突。游牧民族是马背上的民族，靠狩猎野兽、靠游牧牛羊，乃至掠夺农耕民族的粮食财富为生。他们来去如风，行动神速，一击不中，立刻远飙。一旦得手，便毫不留情地大肆抢掠，根本不管农耕民族的痛苦和咒骂。在农耕者春夏辛勤劳作的时候，他们就养精蓄锐，放马南山，在农耕民族金色秋天刚刚收获丰硕果实的时候，他们往往就飞奔杀到，劫掠一番。在农耕国缺乏强大军队保卫的情况下，环绕城市的城墙是其最后的利益保障。也正因如此，管道支吊架业最痛恨的就是中原的高城壁垒，这使他们无法自由自在地掠夺农耕民族的果实。因此，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拆毁中原城市的城墙，最高明的是利用自己的威慑力，通过分化诱导农耕国的精英，逼迫农耕民族自己拆掉保卫自己的城墙。
　　需要声明的是，管道支吊架小编并不是一个保守的城墙主义者，但是，如果这个农耕国家没有变成同样强大的游牧民族，或者这个农耕国没有一支机动性非常强的、非常有战斗力的铁血军团，足以与游牧军团打一场面对面的战争并获胜，威慑外敌不敢轻易挑衅和攻击，那么，太过主动并太快地拆掉城墙似乎并不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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